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基本体系形成时期，诸家学派注重讨论哲学、政治、社会、伦理、历史等学术问题，而诸家文学思想的论述与阐发往往融合于社会政治哲学等思想的讨论中并不独立。春秋、战国时代成熟起来的儒家、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家思想系统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对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影响巨大而深远。先秦儒道两家虽还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但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片断论述与阐发往往涉及到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体现了两家各具特性的文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成熟具有奠基的意义。
先秦儒家学派的文学思想以孔子发端，以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使其渐趋系统化。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孔子“畏天命”而重人事，强调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价值，强调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形态，以此为其文学思想的出发点，突出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价值，在此前提下，也认可文学艺术美与善的统一，认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对社会活动与个人修养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孔子的文学思想具有尚用尚文的特征。儒家学派的文学思想始终坚持了这些基本点。
孔子有关文学问题的论述往往是片段的、散漫的、结论性的。他的文学思想大多体现在对《诗》学的讨论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文学与社会政治道德修养的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是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论在肯定“兴”这一《诗》的形象思维审美特性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学的“观”之社会认识功能、“群”之社会教化功能、“怨”之社会政治干预功能，成为儒家诗教观理论的基本观念。其次，他在诗学批评上倡导的雅正观，体现了他的“中庸”哲学思想和重伦理道德的审美观念。《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而无邪，是孔子诗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他将这一原则用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要求诗有雅正中和之美，如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于其认为有失雅正中和之美倾向的“郑卫之声”提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也。”（《论语·阳货》），以“郑声淫”，故欲“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儒家诗教崇尚雅正的传统始终被遵从和提倡。再次，他重视文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强调诗学对人的修养、行为方式、政治交往能力等的重要影响，体现了尚文尚用的文学思想。《论语·泰伯》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者，言修身必先学诗。《论语·季氏》亦载孔子对孔鲤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些议论说明了诗对人自身修养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的影响，以及学与用的关系。除诗教思想外，孔子在文与质的关系上，提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主张，强调了形式美化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学说都成为了儒家文学理论的基础。
孟子在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的方法论上有所建树，他提出对《诗》的阐释应“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主张以准确的理解探讨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根本志意。同时强调探求诗人的志意要结合诗人内在外在的诸多因素具体分析，做到“知人论世”，如其《万章下》所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外，孟子所倡导的“养气”说对后世的“文气”说及文学风格论有着深远影响。
荀子对于儒家文学思想的系统化有着极大的贡献。荀子借鉴了其他学派的思想，丰富了儒家思想及其文艺理论。他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提出思想的表达应合于道之说，《荀子·正名篇》云：“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此论虽言辩说与道的关系，其实辩说的概念与广义的文基本一致。他还特别指出诗征圣言志而归于道，其《儒效篇》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一《诗》言志以归于圣人之道的思想对后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影响深远。他的这种宗经征圣以明道的思想方法对后世儒家文学本体论的思想形成也有直接影响。另外，荀子在文学艺术言志明道的前提下还强调其抒发感情愉悦心性的性质，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揭示更进了一步。其《乐论篇》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论述说明了文学艺术借助于形象抒发感情以言志明道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对墨家排斥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以及道家尚玄虚形而上的美学观的否定。
总之，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具有尚用尚文的特征，注重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教化人生修养之间的关系及意义，强调文学艺术要达到雅正中和的审美标准，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先秦文艺思想影响后世极大的还有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思想家虽然很少直接论述文艺学问题，但是他们深入讨论的哲学本体等问题中所体现的美学命题及思想对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作用绝不亚于儒家思想。老、庄不像孔、孟等儒家思想家专注于现实社会道德教化政治人事，而更注重超越现实物质世界探讨精神层面形而上的哲理，对于个体价值在精神层面上的体现进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深入论述，尤其对于体现其肯定的哲学本体自然之道价值的主体精神活动进行深刻阐发，因此他们讨论的某些命题涉及艺术创作内在规律问题，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老子的道家哲学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法自然”的哲学理念被后世受道家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推演为诗学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六朝的“初发芙蓉，自然可喜”说、唐代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神功谢锄耘”说、宋代的“自然高妙”说等诗学思想皆出于此。在老子的理论体系中自然之道是具体实在的“声”与“象”无法完满表达的，他甚至认为五音、五色、五味等具象与对道的真知是相违背的，因而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认为只有“弃圣绝智”“视而不见”“听之不闻”“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以“玄览”才能与自然之道冥合。这虽是老子的致道之论，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创作主体的心理体验等内在规律有极大的启发性。庄子及六朝的玄学美学家都继承了此学说而有所发展。
庄子认为道是超然物外的绝对精神，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他否定一切具有社会道德意识性质的认识活动，否定其所认为的具有人为做作性质的艺术，倡导自然本真的美学价值。在任自然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人籁”“地籁”“天籁”三境界理念，“天籁”的境界成为后世诗人艺术家美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此论也为后世境界说开了先河。庄子还在老子“虚静”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心斋”“坐忘”之说，更强调心灵在排除感官欲念之上对自然之道的体认，被后世文学理论引申为艺术思维主体进入艺术创作状态的深刻揭示。由于庄子强调精神体验的绝对性，被认作思想的外在形式的语言也就自然被忽视了，故而庄子继承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主张，针对儒家征圣宗经的学说指斥前世典籍为糟粕，提出“大道不称，大辨不言”“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的理论。庄子对于意与言之间关系的阐述虽不尽当，但也启发人们对艺术思维的特性及文学语言的特性及其规律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受到玄学家及强调“言外之意”的诗学家的重视，为“诗味”说、“神韵”说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先秦儒家到家思想家们虽然大多讨论的是哲学社会伦理学方面的范畴，但所涉及的诗学美学命题是相当深刻的，他们的美学思想虽然相互独立相互矛盾，但都在美学及文学理论领域里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